我在北京逐梦演艺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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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京逐梦演艺圈 涨姿势 第1张

故事时间:2017-2018年
故事地点:北京

上午十一点,历经一小时车程,换乘三次地铁,我从东五环来到丰台。出了宋家庄地铁站,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,我慢悠悠地走,额头手心全是汗。

在一家影院的负一层,我见到那幅白色月牙形的立体logo,旁边紧贴着巨大的花体字:诚心剧社。

几天前我来这看过一场即兴喜剧,那天加上我,场内不到20个观众。我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,戏演到中后段,演员的目光扫射到我身上,频繁跟我互动,甚至根据我的反应改变剧情的走向。过后他们告诉我,这就是近景即兴喜剧的玩法。

谢幕时,一个带着黑框眼镜、脸庞白净的壮硕男演员站到前面。他介绍自己叫陈一松,是本剧的导演和编剧,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,他在国家话剧院做了一段时间演员,后来辞职,创立这家剧社,因为做即兴喜剧才是他的初心。

陈社长说,剧社营收不佳,几乎入不敷出。有次,到了开演时间,台下只有一位观众,大家把这个小姑娘围了起来,专门给她演了一场戏。说到这,陈社长语气更激动了,眼里泪光闪闪,说哪怕穷得天天吃泡面,哪怕只有一个观众,我们也会演下去,我们存在的意义,就是让到场的每个观众都能笑出声。

灯光十分配合地只保留了一束,打在陈社长身上。我被他的发言触动,差一点热泪盈眶。苦得只吃得起泡面,还能被梦想喂养得如此身形肥硕,有情怀的人多么了不起啊,我心想,照在陈社长身上的,就是梦想的光芒。

小的时候,我也有过演员梦。那时孙悟空是我的偶像,他长生不老,会七十二变,很令我羡慕。我恨人类的寿命比不过孙悟空,活几十年就没了,能体验的人生实在有限。看电视时,我总幻想自己钻进电视机,参与那些电视剧、动画片的剧情。

高考时,我报过几个艺术学校的表演专业,均没通过校考,最后被一所综合类大学录取。大三实习,我奔着做演员的目标来到北京。我查过,北京的剧场,大大小小,共80多处,招聘网站上,有影视公司连续发了50多条招聘启事。演员缺口如此之大,一定有我能演的戏。

但来京一个多月,我投出的个人简历均无后文。仅有一次,一个办公地点在四惠的影视公司约我面试,接待我的男人自称许老师,问了我几个“学校”、“专业”之类的问题,就提出收身份证登记,说公司包食宿,入职新人会请中戏的老师来带。

听到要收身份证,我有点怀疑这家公司的可信度,追问:“是表演系的老师吗?”他闪烁其词,绕过我的问题,一味地催促我交身份证。我看他不像老师,倒像是骗子,转身走了。

没有工作的日子,我整天在胡同里逛荡,或是翻看票务网站上有什么话剧,拣个票价便宜的去看。

在诚心剧社,听到陈社长那番慷慨陈词,我产生了加入他们的想法。

2017年9月14日上午,我再一次推开剧场大门。演员们正在台上排练,一个留着胡子,皮肤黝黑的男人抬眼看了看我,问,是来面试的吗?

我点点头。男人引我走到观众席后方,边走边自我介绍,他叫吕奔,是副社长,又问我老家哪儿的。得到“东北”这个答案,他挺兴奋,说我也是东北的,你哪旮旯的呢,以后遇到什么困难,就找奔哥,别不好意思。

结束一番客套,他推开一扇隐蔽的门,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,摆着管控音响灯光的设备和几把椅子。陈社长坐在里头,表情严肃,给人一种很厉害的感觉。问过我的基本情况后,他介绍剧社的待遇,平时没有工资,年终,会基于票房收入和演员们的上戏比例一次性分配酬劳,不包食宿。他解释,剧场租金不菲,卖的票钱抵不上,都要他自掏腰包,不过,进了剧社,保证能学到东西。

了解到我住在定福庄,社长眉头紧锁,问我:“真想来剧社吗?想来就赶紧搬家,我们每天早上8点出早功,之后上课、排练,每天都得到很晚,住得远怕是跟不上趟儿。”我赶紧说自己不怕起早,以前在学校广播台,天天都要出早功的。

陈社长要我明天来剧社,先试课一周,再进行表演考核,考核通过才能留下,等会儿他们有一场戏,我可以待在这看。末了他强调,不用买票。

我仿佛受到某种恩赐,开心得不得了。坐在角落的我开始幻想,未来某天,自己也能在台上演戏:戏台拉开帷幕,灯光变幻,演员逐个登场。

两年后,我看到一段话,人一旦有幻想便容易想入非非,便容易走火入魔,便容易上当受骗。

我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。清早六点钟起床,倒三趟地铁到剧社,出早功、上课、看老演员们演戏,有时还负责卖票。一整天结束,勉强赶得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。

来剧社第一天,我就出了差错。帮忙检票时,我一紧张,把专门用来扫二维码的手机摔到了地上。陈社长站在旁边,数落我,“你这心理素质,以后上台表演可咋整,还想让你当女主角呢。”

我心一凉,这下可好,把女主角的机会给摔没了。

我偷偷问一个女演员,“我会不会过不了考核啊。”她语气笃定,说我肯定能留下来,因为社长很喜欢我。

“真的吗?”我难以置信,面试的时候,陈社长始终不苟言笑,我以为自己肯定没戏了。我问她是怎么看出来的,她没正面回应,只是感叹,她在剧社待了一年多,还没演过女主,一直是跑龙套的。

女演员叫莺子,90年生。演不到女主,莺子认为自己是输在外貌上,社长总说她长得丑,只能演老太太、大妈或者搞笑的角色。她个头不高,微胖,五官虽说不上好看,可也绝不至于丑。但对于社长的评价,她深信不疑。

当时剧社还有2位女演员,演女主的女生擅长舞蹈,说话细声细语,气质像韩雪。另一位叫闪闪的女演员外貌条件不太出众,她患有癫痫,因此,社长不敢让她在台上演太久。

上了一周的课,我惦记着社长说的表演考核,追着问他,“我能留下来吗,什么时候进行考核?”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,随口应了“可以”,没提表演考核的事。

后来剧社又来了两个新人,我发现,主动来面试的,不论条件,都会被邀请试课,试着试着就留了下来。

我们的表演课分三类。一类是主题表演,演员们分成两组,每组分得一个词语,各派出一个演员演一场即兴小品,最终戏落回到哪个主题,就算哪个组赢;一类是“喜欢和讨厌”,每个人分别说出喜欢、讨厌在场的某个人,并把表达过程演出来,喜欢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喜欢,亲情、友情或爱情,讨厌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讨厌。另一类表演课,是解放天性,我们会模仿一只狗或一只猪,还有不同身份的人。

社长说,每个人活在世界上,都带着面具,但我们在表演的时候,要撕下这些伪装,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,再把角色的属性套在自己身上,这样,角色才能演得活、演得真。他让我们说出埋在心底最难以启齿的秘密,这个过程,叫“撕面具”。
他做了个示范,讲他漂亮清纯的初恋女友,与他相恋多年,最后把他绿了,很让他受伤。讲完,他突然看向我,说我跟他的初恋气质很像。

我感到尴尬,不知道他到底想夸我还是骂我,不过他的故事也让我想起我的初恋。高中时,我曾为了初恋男友离家出走,他却突然玩失踪,到大学我才知道,他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。我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。

剧社里的每个人都有伤痕,听完每个故事,大家就抒发一阵同情。轮到莺子时,她是哭着讲的。

莺子家在农村,有个弟弟,从小到大,她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家里找不到一丁点存在感,立志以后要离家远远的。大学毕业后,她自学日语,跑到日本打工。后来在一次“喜欢和讨厌”的表演练习中,莺子说,她讨厌我,因为我让她想起了她的弟弟。在家,父母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弟弟身上,而她没人爱。自打我来到剧社,社长天天夸我会演戏,眼里有灵气,腿又长,更加不关注她了。

那个叫闪闪的女演员,因为患癫痫的缘故,上学时被校园霸凌过。她自认不是一个叫人喜欢的女生,总是讨好别人,避免遭到更多排挤。对异性,她更是会释放暧昧信号,做出大尺度的举动。一次表演练习,闪闪演妓女,其实只要象征性地搂搂抱抱就能过关,但她伸手去解了男生的裤子。

男生吓坏了,社长倒觉得她放得开,不怯场,说一定要帮她圆梦,表演梦。

社长极爱看我们演渣男出轨、原配撕第三者,恩客戏妓女的情节,上表演课,永远逃不脱这类戏码。我想,或许是因为他曾被女性狠狠伤害过。

表演练习时,大家都很投入,尤其是有过情伤的人,在社长的引导下,我们用一种近乎发泄的方式重复过往的口舌,然后煞有介事地,把它转化成对表演的热忱。

有次,我过于入戏,情绪失控,把一个扮演渣男的男演员脸扇肿了。

大学时,我报过一个表演培训班,是个女老师授课。她教我们,演员的戏是互相给的,一定要懂得团结协作,学会给予。但社长的表演课,一直把演员们分成两组,形成敌对关系,鼓动大家互相抢戏。

我感到不适,但不敢当面质疑。社长性格强势,总强调他专业上的权威,频频提起自己是中戏毕业的研究生。他上课时问我们,演戏时问观众,“看过话剧荆轲刺秦王没有?里面的秦王就是我演的。”

私底下我和演员们吐槽,“演戏怎么能有这样的竞争关系?”大家不可置否。

除了我,无论老演员还是新人,都没在剧社以外的地方上过正经的表演培训课,在横店漂过、当过群演的,已是最高从业资历。他们怀着表演梦,被各个剧组、剧社拒绝,几番周折后来到这里。

北京的大剧场,无名之辈根本进不去,小剧场大都集中在东城区,以实验艺术戏剧为主,也不待见我们这样的演员。常抛来橄榄枝的,是些诈骗性质的演艺公司,工商网站上根本查不到,剧社里不少人都被骗过。

偶尔中午吃饭,一些老演员会凑到一块,背着社长谈论行业动向,交流手里的资源,哪里哪里有演戏的机会。

论演戏,经验最丰富的,是一个18岁的男孩。他自小习武,十几岁就开始做群演,跑过很多龙套,一晃三四年,没混出名堂。他劝大家打消跑组的念头,在剧组,穿得肮脏,吃住都差劲,还不如在剧社,好歹能学学表演,到台上演戏,灯光一打,多体面。

来剧社的第二周,我开始上台演戏了。我演的是个小角色,但那种被观众注目、掌声围绕的感觉,足够我激动整夜。

我感受到了站在台上的快乐,也希望观众们感受到快乐,是台下的他们成就了我们,将这场戏变得完整。甚至,我有点明白社长为什么每次谢幕时都要长篇大论地发言了。一个演员渴望站在台上的时间,永远比观众希望他站的时间要久。

隔一个月,老演员们突然抱团撤出剧社,一下子走了5个,其中包括女主角。传闻,走之前,他们和社长大吵一架,原因不明。社长说,他们是翅膀硬了,把剧社当跳板,一个个都没良心。

当时社长根据老演员们的特质写了个新剧本,已经演了几场,很受欢迎。老演员们走得突然,他不得不跟已经购票的观众解释。在台上,他语气郑重,说演员们在剧社习得了一身本领,现在有更好的发展,他虽不舍,但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。

原女主的离开,让莺子嗅到了等待已久的机会,她拿着剧本问社长,她可不可以演女主。社长说她不符合角色清纯的特性,拒绝了。莺子又问,那女二呢?社长仍摇头,说,不够妩媚。

最后,社长叫我紧急加练女主的戏,其他新人演员也都顶替了老演员的角色。晚上赶不及地铁的,男演员住社长家,女演员由剧社出钱,安排住胶囊旅馆。

第一晚排练结束,已经零点过半,我们去了那个所谓“胶囊旅馆”的地方,发现是一个打通了墙壁的大房子,隔成30多个小单间,每间3平米,里头摆了一张窄小的床。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板,跟天花板没有连接,留了几十厘米的距离。站到床上,就能看见隔壁房的人,是男女混住的。

社长租了个二居室,他和女友住主卧,次卧住着副社长和副社长的父亲,客厅睡了三个男演员,其中一个在老演员出走之后顺利上位,成了剧社的台柱子,开始掌管剧社的资金和内务。

一栋房子睡了7个人,是我当时很难接受的事,但随后不久,我也加入了这样的群体生活。

紧密排练新戏的两周,我们夜夜加练到后半夜,没人抱怨辛苦,反而因为朝夕相处,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。我和几个住得远的演员打算在剧社附近合租一个房子。

2017年11月,我从东五环的小次卧搬到了丰台一个更小的次卧,跟我一起合租的,是三个男孩。我们租了个50多平米的二居室,离剧社步行十分钟的距离。主卧住了一个热爱演戏的富二代,承担房租大头,1800块,我的房间是1200块。客厅摆了张两张沙发床,两个男孩睡在上面,共摊1000块。

签合同那天,社长也在,他帮我们跟房东谈条件,从押一付六讲到押一付一。

即使是1200块的月付房租,于我而言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加入剧社后,我没彻底失去经济来源,只能靠妈妈偶尔接济。

搬进新房没多久,富二代浑身长满了疹子,排练或上课时,总忍不住伸手去抓,检查后发现,是房间里的小虫子咬的。

他没有搬家,只是减少了去剧社的次数,依旧每晚等我们回家一起开黑。大概对有钱人来说,体验穷苦跟演戏一样,是件乐呵的事儿。

判断一个人对梦想的渴望程度,就要看他肯为之牺牲多少。闲聊时,副社长吕奔和我说,最初他没想跟社长创办剧社,但社长多次上门找他聊,很是诚心。他手里没什么钱,为了办剧社,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,逼父母掏了10万。

副社长将这看作是对剧社的伟大付出,我心头一震,不知该回应什么。他察觉到我神情讶异,又说,嗨,还好现在我有钱了。

我干笑了两声。剧社年年亏损,他哪来的钱呢。

有天,一对穿着得体的母女来看戏,谢幕后专门找到社长,指出剧情设置的逻辑漏洞。母亲语气和善,说她的女儿在读艺术高中,常编排话剧,以后也会考相关高校。

社长投去鄙夷的目光,态度居高临下,又开始摆出自己“中戏研究生”、“国家级话剧演员”的身份。女儿察觉到不对劲,扯扯母亲的衣角,说咱们回家吧。

我和演员们站在旁边面面相觑。当晚的总结会,社长突然调转话题,攻击这对母女,说小女孩读的是垃圾学校,什么也不懂。说话时他眼神威慑似的扫过我们,空气安静异常,见没人附和,他的眼光又慢慢黯淡下去。

这天晚上回家,向来不爱八卦、睡在客厅的一个男演员突然爆料,问我们知道吗,其实社长的身份是假的,他查过,社长并非毕业于中戏,也不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。

爆料的男演员和我一般大,比我早半年来到剧社。另一位演员在旁边补充,其实剧社没社长说的那么潦倒,只是钱都扣着不给我们,他看过电脑上的财务报表,还有剧场的承租凭证。他怀疑,那些钱,是让社长、副社长和台柱子三个人瓜分了。

我很震惊,问他们,既然清楚社长是骗子,为啥还要在剧社待着。他们不加思索,“也找不到别的能演戏的地方啊。”

我问这些事都谁知道,他们说,上一批出走的老演员,就是因为日子实在过下去,要钱不给,受不了才走的。

爆料的男演员正在谋划离开剧社,他和副社长一直排练的是同一个角色的戏,但每次,上台演的都是副社长,他感到自己被打压了,心里很不平衡。

另一位男演员选择了留下。来剧社之前,他在老家县城做手机销售,做梦都想当演员,现在他有戏可演,还是社长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,他要等实在撑不下去了再走。

我琢磨着,自己现在还是女主角,不能撂挑子不管,且在心底,我依然迷恋着戏台。我想先找个兼职,往几个公司投去简历。在新的简历上,我增加了剧社演员的身份。

也许是剧社演员的履历起了作用,这次,很快有公司回应我。我跟对方在招聘APP上聊了几句,约好次日上午面试。

第二天,我跟剧社请了假,坐地铁到国贸面试。按照昨天的约定,出了地铁,我拨打了对方留给我的电话。电话拨通后,响了很久彩铃,却一直没人接。我连着打了五六次,最后一次,对方关机了。

我依照招聘APP上写的地址找过去,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地方。我傻眼,又是骗局

离开的动念受阻,我又在剧社待了几个月。第二年春末,剧社终于开始给演员们分票房,我分到了3000多,质问社长怎么这么少,他说,是因为我刚来剧社的几个月总是迟到,扣了一些钱。其他演员和我拿到的差不多,甚至,有好几个戏少的,只拿到了几百块。收入最多的是台柱子,高达7000多块。

之后不久,我因为一场戏跟副社长起了冲突。当天,我正和副社长在化妆间对峙着,台柱子突然从化妆间内侧的更衣室里冒了出来,斥骂我讲话阴阳怪气。一位女演员路过,听到化妆间里的喧闹,走了进来,二人矛盾顿时升级为群体矛盾。
台柱子责问女演员,为什么无故朝他发火,女演员转头看了看我,说,因为你骂了她,她是我的朋友。

那位女演员,我们曾在一次表演练习里扮演第三者和原配,互扇了好几个巴掌。因为这场冲突,我们一起离开了剧社。

听说上一批离开剧社的老演员,有的去当了群演,有的在密室逃脱的店里,演唬人的鬼怪。跟他们同期进入剧社的老演员,只剩下了莺子,她依然在等待着一个当女主角的机会。

*本人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,信息有模糊。

来源: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:zhenshigushi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