朵拉·瓦加和这段铁幕下一个小国的传染病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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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今天的故事稍微有点长。)

格尔吉那年5岁。他依稀记得,因为一场大病差点瘫痪的他,从医院窗户里看出去,看见了多瑙河对面开来了苏联的坦克。

格尔吉·瓦加(György Vargha)全家人住在匈牙利东北部和乌克兰接壤的一个小镇上。1954年这个尤其燥热的夏天,格尔吉突然毫无征兆地病倒了。夜里,格尔吉发着高烧,眼球不断抽搐跳动;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他的腿已经站不稳了。

他得了脊髓灰质炎(小儿麻痹症)。上世纪50年代,小儿麻痹症在整个欧洲和北美肆虐。它十分鬼魅,你甚至无法回忆起什么时候被它感染。它总是在夏天来势汹汹,经由不干净的水源或者食物传播,并在肠道内增殖。运气好小孩可能只是发个烧,而运气不好的,则会被病毒攻击神经系统,很可能留下后遗症,截瘫,甚至一辈子都要靠巨大的铁肺辅助呼吸。

格尔吉的父母束手无策。那时候,小儿麻痹症疫苗还未诞生,唯一的治疗方式是带有抗体的丙种球蛋白。但在那个偏远的镇上,所有药房和医院都缺货。当球蛋白辗转从布达佩斯送来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。可怜的格尔吉只能接受6次手术的保守治疗,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理疗研究所对面的疗养院渡过。

他的整个童年都充斥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而令他的父母和父母辈的人记忆犹新的,还是时代的动荡。

冷战的铁幕落下之后,匈牙利被划归到了苏联一方,与美国代表的西方势不两立。然而,就在1955年,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有了重大进展——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·索尔克疫苗面世,试验获得了成功。面对疫情侵袭,匈牙利开始计划使用索尔克疫苗,保护更多像格尔吉这样的小孩子。

但在这个时候,国际局势急转直下。匈牙利国内对政局不满的人们走上街头呼吁改革,新政府在动荡中成立。担心匈牙利“离心”的苏联,于11月把军队开入了布达佩斯,国际舆论哗然。5岁的格尔吉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,他只记得父母把他接出了疗养院——因为局势的动荡,理疗研究所的经费吃紧,甚至食物和药物的供应都成了问题。即将接受手术的他不得不中断治疗。

那扇铁幕关闭得更紧了。20万匈牙利人,包括不少医疗精英,在动荡中逃向了西方(战前就因为纳粹走掉了很多人);美国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降至了冰点,美驻匈牙利大使被召回;在东欧,来自西方的一切都值得警惕的,匈牙利公民的旅行被严格限制;而美国也一样,仅1958年就拒了600个医生的护照申请。旅美的匈牙利人,只好千方百计从美国获取索尔克疫苗,再辗转德国寄到匈牙利的家人手中。

在令人窒息的国际局势中,也存有一丝希望。匈牙利卫生部得以从加拿大进口一批疫苗,并开始与西欧的科学家合作,打算在国内建厂。第一批疫苗从加拿大运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,而一名西德的飞行员驾着一架瑞士的飞机(瑞士是中立国),将这批宝贵的4万支疫苗送到了布达佩斯。在冷战时期,这是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交流。

尽管匈牙利做出了各种努力,但疫苗的短缺还是没能解决。疫苗产量本身就不足,而匈牙利也没有足够的(美元)外汇购买它们;国产疫苗的开发,也因为1956年的局势动荡被打断。

最关键的是,索尔克疫苗是一种灭毒疫苗,只有三针之后才能保证90%以上的保护率,这对于短时期的广泛接种而言,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阻力。漫长的供应链和层层加码的冷战政治背后,是越来越多像格尔吉这样不幸的孩子。有了疫苗的1957年,匈牙利却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疫情,有超过两千名小孩因为小儿麻痹症致残,患病率一度达到23/10万。

在索尔克疫苗普及缓慢的时候,另一种疫苗面世了。那就是沙宾的糖丸(估计现在很多人还记得),一种减毒疫苗。它直接作用于肠道,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,而且好处在于,它只用服用一次。

究竟继续生产普及索尔克疫苗,还是换糖丸呢?以及,整个科学界都在争论的,糖丸的安全有问题吗(有很小的概率,活病毒会直接让人染病)?对于匈牙利而言,他们等不了了。1959年夏天,又一次小儿麻痹症疫情袭来,他们决定换用糖丸。

当然,换用糖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:带来糖丸的是“老大哥”苏联。苏联千方百计想要证明自己选择的接种方案是社会主义的、是更好的,他们甚至“不打算照抄美国人的双盲实验”——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,“没有对照组, 没有安慰剂,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,那就是消灭小儿麻痹症”。1959年,糖丸在苏联开始普及,而与此同时,在苏联的敦促下,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宣布了大规模的接种计划。然后,1960年东德,1962年波兰,1963年其他东欧国家……与此同时,在美国,糖丸用了3年才拿到FDA的通行证,关于安全性和必要性的争论持续了很久。

1963年,折磨了匈牙利接近10年的小儿麻痹症疫情被宣布消灭。可以说,索尔克疫苗在东欧失败、而糖丸却成功了。

有人认为,这是社会主义的成功。诚然,疫苗本身当然没有政治,然而是否信任、是否推行、怎么推行却是政治。糖丸代表的,是当时社会主义的标志——免费的医疗,大规模动员,外加集体的服从。这对疫苗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。

然而,只说是社会主义,也未必太过武断。运来疫苗的西德飞行员,寄回疫苗的海外匈牙利人,还有冲破铁幕阻力一起合作的科学家,都努力跨过了那道铁幕;甚至,沙宾本人也是居住在美国的俄裔——是苏联卫生部长丘马科夫去美国亲自找的沙宾,并请求他协助苏联本国的疫苗开发。

而在匈牙利这个处于铁幕边缘的国家,人们或许别无选择,只能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。中断治疗的格尔吉,后来用上了从西德红十字会运来的铁肺,让他得以呼吸;护士把他和其他孩子放进洗衣篮里,提到新建的小儿麻痹症疗养院中,许多孩子一起在那儿长大。而那六次手术,也在医生的照料下慢慢完成了,格尔吉能够站起来、走路、游泳,上了大学,成为了教授。

而他的女儿,朵拉·瓦加(Dora Vargha)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,她写下了他父亲和千万个匈牙利孩子的真实故事,和这段铁幕下一个小国的传染病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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